王佐良教授在创作多部英国文学史著作时,深入探讨了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外国文学史模式。他在《中楼集》中发表多篇文章,讨论文学史写作,并在《文苑》用英文探讨古代中国的文学史先驱。1987年,王佐良在《英国浪漫主义诗歌史》序言中提出外国文学史观的五个方面:叙述性、阐释性、全局观、历史唯物主义观、文学性。这些观点对21世纪人文社科领域的诸多争论具有前瞻性和普遍意义。本文回顾王佐良关于英国文学史和西方新文论的论述,结合近二十年西方"后批评"和"描述转向"的讨论,探讨其学术思想的普遍价值和现实意义。
王佐良教授在文学史写作方面强调叙述性和阐释性的重要性,认为叙述应包含分析和评论,而阐释则应融合中国文化传统美学思想和标准。他通过《英国浪漫主义诗歌史》等作品展示了中国观点在外国文学史写作中的体现。王佐良教授提倡全局观和历史唯物主义观,主张在深入研究具体作家和作品的基础上发现关联和文学发展轨迹,并将文学置于社会、经济、政治、哲学思潮等宏观背景下考察。他强调文学性,认为中国学者为中国读者写外国文学史应具有中国特色和文采。王佐良教授对西方新文论的分析和判断在中国文学批评界具有前瞻性,他关注的问题在后来的“后理论”“后批评”“描述的转向”等思潮中有所反映,其思想的前瞻性和普遍意义值得人文社科领域学者在新形势下不断研究和学习。
探讨了人文和社科领域中描述的重要性,挑战了长期以来理论化和概念化研究的正统地位。法国哲学家和社会学家拉图尔在《重组社会》中提出抛弃理论,认真描述的观点,强调描述包含观察、分析、选择等多个步骤,类似于科学研究过程。他基于行动者网络理论(ANT)反对解释,提倡描述。在美国,学者们也批评理论弊端,倡导“表层阅读”和“细而不深”的文学分析方法,强调文学的作用在于记录和描述。人类学家杰克逊在《浅描》中质疑“深描”的过分自信,倡导开放、谦逊、宽容的态度。后批评学者如菲尔斯基反对“怀疑的阐释学”,主张批评应带有情感和希望,关注知识生产者与对象之间的关系。这些思潮在多个领域得到呼应,如传播学、社会学等,强调实际社会问题研究和情感在研究中的作用。
深入探讨了英国社会心理学家毕立格的观点,即心理学研究应减少理论框架,增加具体实例和描述。毕立格认为,描述能够包含解释,而抽象理论对于理解具体社会现象帮助有限。他通过分析雅赫达的研究《麻瑞恩瑟尔村》来强调描述的重要性,该研究通过具体实例展现了失业对村民心理的影响。雅赫达的研究特色在于其对家庭和个人境遇的具体描述,她认为这是研究者应承担的道义责任。书中详细描述了失业者如何失去时间感,以及他们日常生活中的苦难和人性的光辉。毕立格总结,要守护心理学的人文关怀,就必须关注具体个案。此外,章节还提到了王佐良教授在《英国散文的流变》中对英国散文家科贝特和小说家普利斯特莱的分析,他们的作品同样展现了对平民生活的关注和生动描述。这些分析对比了文学作品和社科写作中对细节描述的重要性,强调了研究者有责任展现平民百姓的日常生活和尊严。近二十年来西方人文和社科领域出现的“描述的转向”和“后批评”思潮,体现了对现实生活更贴近的学术追求,与王佐良教授的学术思想相契合,显示了其思想的丰富内涵和现实意义。王佐良教授提出的文学史写作五个方面,涉及认识论、方法论、历史观等重大问题,对探讨学术本土化、国际化、去殖民化等问题具有重要现实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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