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了莎士比亚批评史上西方学者的贡献，并指出中国学者的莎士比亚研究在英语世界中缺乏影响力。尽管存在学术体制差异，中国学者如王佐良先生的《莎士比亚绪论：兼及中国莎学》展现了与英语世界一流著作相媲美的学术视野和洞察力。在AI技术发展的背景下，王佐良先生对莎士比亚戏剧语言的见解具有启发性。

作为莎士比亚评论家的王佐良先生

王佐良先生的莎学研究始于清华大学外文系，后在牛津大学深造，师从威尔逊教授。他的求学经历和对莎士比亚的深入研读，为他后来的学术生涯奠定了基础。王佐良先生在清华和西南联大时期，受到吴宓、柳无忌等一流学者的影响，以及燕卜荪的启发，对莎士比亚的诗剧文类和文体研究产生了浓厚兴趣。20世纪60年代起，他在多个学术刊物发表莎学研究文章，文革后继续发表重要研究成果，结集出版为《莎士比亚绪论》。王佐良先生的莎学批评可分为四类：莎士比亚总论、莎剧语言研究、剧本以外的莎比亚诗歌研究和中国莎学体系建构。他认为莎士比亚是“语言的魔术师”，在戏剧语言方面有大胆的创新和试验。王佐良先生强调莎士比亚与同时代剧作家的比较研究，如马洛、琼生和韦伯斯特。他晚年仍致力于中国学派的莎学体系建构，其著作《莎士比亚绪论》既严谨又充满中国诗人学者的情怀。对于西方理论思潮，王佐良先生保持开放、学习和对话的立场。

莎士比亚的语言表达力问题

王佐良先生的莎学研究深入探讨了莎士比亚戏剧中语言的表达力问题，认为语言不仅是戏剧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莎士比亚作品的核心。他强调语言的哲学观，认为风格是英语词与词组合的特殊表达性能，属于语言学范畴。王佐良先生晚年更加重视莎剧语言研究，从白体诗入手，分析其韵律和发展变化，探索与莎士比亚世界观变化的关系。他反对空洞华丽的修辞辞藻，追求言简意赅、平实生动的风格。在《哈姆雷特》中，王佐良先生认为语言不仅是表达手段，也是内容本身，对语言的感应、模仿、对照、议论构成了剧本的新方面。他将文采分为"风格和风格的背后"，强调风格背后的意境和想象世界的重要性。王佐良先生的莎剧语言研究具有深刻的哲学价值，关注语言的"构建功能"，即HHH语言维度。他将莎士比亚的语言表达力转化为白体诗的文体或风格问题，展现了对语言表达力的诗性哲学思考。王佐良先生的莎剧语言表现力研究，深刻影响了我们对生活意义的理解，塑造了人的存在方式。

人工智能时代的莎学研究

自20世纪70年代末中国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莎士比亚研究迎来了新的发展阶段。1978年《莎士比亚全集》出版，1984年中国莎士比亚研究会成立，王佐良先生成为副会长。1986年首届中国莎士比亚戏剧节举办，1990年王佐良的《莎士比亚绪论》出版，标志着中国外语学科的进一步发展。然而，随着专业发展，外语学科面临新困境。在人工智能和数字化时代，对外语学科的质疑声不断，如“外语无用论”和“唯工具论”。美国作家与ChatGPT合作创作小说，引发关于人工智能创作是否属于文学的讨论。这取决于对“创造力”、“想象力”和“文学事件”的定义。如果创造是知识的重新组合，那么网络“爽文”也符合文学定义。但如果创造涉及人类情感、伦理和意义追求，那么人工智能作品的价值值得商榷。王佐良认为莎士比亚能“点铁成金”，AI是否具备这种能力？法国数学家波莱尔和物理学家的思想实验表明，无限时间内，猴子或自动印刷机可能“创作”出莎士比亚著作。但AI技术与百年前的技术不可同日而语。若AI能提供所有“情感价值”，人的存在意义何在？人何以为人？这些问题需要不断探讨。语言学习、文学创作和阐释不仅是知识积累，ChatGPT虽能提供前沿成果，但不能取代语言学习和文本理解的历时性过程。人类语言和意义维度是“民有、民治、民享”。迪士尼电影中物品能说话是拟人修辞，与人类语言有本质区别。人工智能虽实现“人机对话”，但与人类语言的主体间性不同。贸然认为AI具备人类语言能力为时过早。语言是构建人类生命意义的内在组成。唐纳利认为，语言学习是生命活动，非机械信息处理。语言工具论背后隐藏事实与价值的分野。我国外语学科工具性特征默认，但作为对话、对抗和交流的语言“工具”与描述性工具不同。文学批评是创造性活动，王佐良的莎学研究体现这一点。文学阅读和阐释是读者对作者和文本的“创造性”和“对话式”回应。王佐良的莎学批评与斯坦纳主张一致，有价值的阐释活动关乎阐释者生命存在状态。文学和艺术阐释要求阐释者在伦理、精神、心理层面做出真诚回应。莎士比亚在美国形成巨大文化产业，但需感受文学、艺术和音乐作品的“真实在场”。现代社会需唤醒读者对文本的鲜活感知，否则将生活在蒙昧和“无家可归”的境况中。从诠释学角度看，“理解”是人的存在方式。即便AI实现“自由创作”，其文本意义也需在“理解”中实现，语言始终扮演关键角色。伽达默尔指出，语言是中介，我们生活在这种中介中。文本作为理解对象，非成品，而是中间产品，其完成和实现需通过理解和诠释。姜红教授回忆与王佐良的邂逅，意识到文学作品可不断发现和阐释，产生不同意义。本文强调读者的“介入性”或“参与性”阅读阐释，非否定作者意图或宣布作者已死，也非鼓吹主观、任意的价值相对主义。文本意义生成是阐释者与作者的“视域融合”。平等对话、文明互鉴是经典文学阐释的根本任务。在新历史主义、后殖民主义和拉康精神分析批评影响下，莎士比亚戏剧文本阐释呈现开放性和流动性。但维克斯指出，在理论预设下，莎士比亚戏剧的“作者意图”和“文本意义”遭抛弃，沦为理论家挪用牺牲品。无需回到“前理论”时代，但需倾听文本声音，开启读者与文本、自我与他者的开放式对话，重建人与自然、人与历史传统间的精神纽带。郑敏评价王佐良，提醒文学需想象力翅膀。关注人类语言表达力、主体间性与意义世界，回到常识，对数智时代的中国莎学研究紧迫。莎学研究应面向未来、人类生命创造力和价值精神世界。王佐良的莎学批评思想是宝贵文化遗产。人文学者非抵制AI技术，而是AI在外语学习和人类生活中将扮演重要角色。王佐良的《莎士比亚绪论》源于学术激情和精神人格。《西方语文》是《外语教学与研究》前身，王佐良参与创办和主编。他强调工作继续和发展是最大安慰。人类拥有语言，王佐良的诗句“中心的问题还是语言”作为结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