认知文学批评起源于20世纪80年代，是文学研究领域“认知革命”的产物。其核心在于文学批评家与理论家对认知科学和神经科学的深入探讨。然而，这种跨学科视角可能导致文学性流失，忽略性别、意识形态等重要问题。例如，《安娜·卡列尼娜》中的情感反应和《夜色温柔》中的回忆性枪声，这些问题虽有学术趣味，但可能使文学批评实践重心偏移。本文分析了国际认知文学研究中的三个典型风险区域。

基于术语置换的立场偏离

认知文学研究将认知科学理论应用于文学阅读分析，但存在用新术语包装传统批评的问题，可能导致批评冗余。埃尔芬拜因通过分析历史评论家对布朗宁作品的评价，指出他们如何利用背景知识满足认知心理学的连贯性标准，但这种研究可能只是术语置换，未提供新的理解。认知科学与文学批评的跨学科实践多是文学研究者使用认知科学概念，而非相反，可能导致文学批评实践的学术立场偏离。认知科学家如达马西奥和霍根将文学作品中的现象用认知科学术语解释，但这种解释与文学性自身关联不大，缺乏对文学作品艺术和审美层面的系统化研究。英伽登强调文学艺术作品与科学作品在目的上的差异，提醒我们不要将文学艺术作品读成科学作品，以免失去文学批评的人文精神和体系性。

基于隐喻逻辑的话语投射

探讨了隐喻在认知文学批评中的作用和潜在风险。莱考夫将隐喻视为人类理解世界的基本方式，而特纳则认为隐喻是寓言投射的核心，是文学心智的一部分。然而，这种无意识的自动化进程可能导致认知文学研究陷入隐喻的诱惑，产生预设性或妥协性结论。弗莱警告文学跨学科研究可能陷入纵向和横向隐喻的误区，导致问题意识的缺失。将外部理论植入文学批评易造成预设性或妥协性结论，忽视了文学批评的独立性。作者强调，引入认知科学理论时，应保持自省，避免隐喻投射导致的跨学科实践名存实亡。通过分析凯夫、霍根、卡拉乔洛等人的研究，作者指出认知科学理论可能无意中沦为隐喻道具，导致文学批评的私有化和客观性受损。霍根在《安娜·卡列尼娜》的情感研究中，将个人情感经验投射到人物身上，忽略了批评家与文学人物认知方式的差异。作者呼吁学术界关注和反思认知文学批评实践中的隐喻陷阱，保持文学批评的独立性和客观性。

基于认知共性的历史介入

认知科学理论的普及对现代人文研究领域产生了显著影响，文学批评领域也面临新的挑战。弗卢德尼克对认知文学研究的风险进行了评估，指出跨学科研究可能因过于抽象和笼统而陷入普适性和符号学帝国主义的困境。在后结构主义和文化研究之后，认知革命似乎又迫使我们面对结构主义的幽灵。权威学者提出在结构主义与历史主义之间构建辩证关联的解决方案，霍根的“文学共性研究”是典型代表，强调文化和历史语境的差异研究与情感和道德认知主体的共性研究相辅相成。理查森的“认知历史主义”概念将认知科学应用于不同历史语境下的文学生产，强调文化和历史差异与稳固的人类认知行为的参照系。认知历史主义批评常利用心智理论考察文学中的身体行为与认知科学发展的互动。心智理论是先天的社会交往能力，有助于读者追踪人物意识活动。帕默尔认为心智理论是文学阅读的必要思想机制。理查森的认知历史主义建构是对学科风险的积极回应，在霍根的文学共性研究和情感研究中得到正面展示。然而，认知历史主义在实践中也遭遇结构主义与历史主义之间的逻辑抵牾。桑珊的“认知文化研究”是另一学术分支上的认知历史主义，她围绕18世纪英国小说中的“撒谎的身体”展开讨论，指出身体语言的“双重视角”是新型表征和文化重构的丰富资源。但桑珊无法说明心智理论观照18世纪英国小说身体表征的历史必要性，也不能说明“撒谎的身体”在18世纪英国小说中的历史独特性，反映出认知历史主义在应对某些文学现象时所无法解决的逻辑悖论。认知历史主义概念悖论性地受困于结构主义共性与历史主义个性之间，预设的历史主义与认知主义发生视角游离。霍根的“情感历史主义”比桑珊的“认知历史主义”更稳妥，因为研究对象选择的科学性。文学情感因其与伦理道德风尚的密切关联所获得的历史语境效应显著高于身体行为。为了赋予认知文学批评“政治正确”而将原本属于结构主义共性研究的内容强行纳入历史主义认知维度中，实际上是对结构主义化约风险的过度规避。认知文学批评家是飞地上的英雄，为我们审视文学总体景观提供了不可或缺的“边缘视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