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讨了“人类命运共同体”研究的重要性，指出其在凝聚集体意识和力量方面的关键作用。文章分析了当前共同体研究中主体和主体间性理论的应用，包括主体形塑、交互关系和交往理性等方面。同时，批评了主体间性下的共同体存在主体中心主义问题，导致同质交往关系易被解构。相对地，他者间性理论强调从不同出发，反对将自身归结于同一主体框架，主张异质共在的离散型模式。这种模式强调他者仍为他者，导向非自愿依存体和系统关系体的共同体思想，为传统共同体批评范式提供了异质性、多样性和外在性的理论依据。

主体间同质交往的“聚合型共同体”

探讨了西方主体观念的演变及其对共同体理论的影响。自文艺复兴和后现代运动以来，主体观念经历了从“文化建构”到“生物支配”再到“文化和生物互作”的转变，强调主体是一般性原则的具现。共同体理论的本体论预设以主体性建构为基础，将一般性原则的再现视为首要任务，导致主体性成为界定共同体资格的核心尺度。在宗教、政治和人类共同体的构建中，主体性发挥着关键作用。然而，19世纪后期以来，尼采、德勒兹、福柯等理论家认识到文化以“意图性”的规训手段建构同质主体的过程，主体化成为一种政治治理手段。主体间性概念经过胡塞尔、海德格尔、哈贝马斯等人的发展，成为共同体结构、交往认知和因果逻辑的立论原点。承认哲学、关系理性和对话实践论分别从不同角度把握共同体结构、交往认知和因果逻辑。尽管主体间性发展打破了先验主体的原子论和单边主体的控制权，但“主体”仍然占据理论的中心地位，掌控着他者。共同体研究依赖于传统的主体及其间性观，强化了共同体中统一性或同一性的内涵，导致共同体结构往往变成一般原则下的同质主体再现，形成“聚合型共同体”。这种研究路径忽视了德里达解构主义等理论带来的挑战，需要直面“他者”的挑战。

他者的逃逸

探讨了他者在主体中心主义下不断尝试逃逸的过程，以及这一过程对传统哲学和现代哲学的影响。他者试图从主体的管控中挣脱，通过半逃逸和全面逃逸的方式，推动了对列维纳斯的“绝对他者”和德里达的“延异”理论的探讨。在传统哲学中，二元对立的概念严格遵循等级秩序，而德里达提出通过主他倒置来帮助他者逃离原有主体的掌控，成为解构逻各斯中心的有效手段。巴赫金的“复调”理论赋予他者角色以叙述主体的地位，丰富了主他之间的对话。然而，这种主他倒置被称为“半逃逸模式”，因为它并未根本改变结构，只是为他者的彻底逃逸提供了暂时性策略。

列维纳斯的“绝对他者”理论从概念上抵制他者对主体的依赖，强调他者之间异质的不可消除性。列维纳斯区分了具体情境中的他者和抽象的他者，反对总体性暴力，认为语言总试图捕捉异质的他者，将其搁置在共享原则性的语言麾下。德里达在现象学领域和列维纳斯的“绝对他者”中将他者视为本源，并卸下其“对象”的固定属性，认为他者是原生性的，并非派生的。

阿甘本的“例外状态”勾勒出一种他者身份的悬置，反映的是权力治理生命时隐晦的一面，以“褫夺人性”的方式将人处理成“无效生命”，制造了治理和惩罚的法外之地。巴特勒提出“主体身份的褫夺”，造成个体“非主非他”的悬置。

然而，“绝对他者”面临理论危机，包括语言下的他者悖论和客体化的悖论。绝对异质的他者被同一的语言表达时，就自动消解了他者的绝对异性。当“他者”成为主体时，就成了中心，这是对“他者”身份的根本颠覆。如果确定把“绝对他者”作为一个终极差异性存在，那就与共同体之间彻底构成了二律背反，无法调和。但如果将其看作限度范围内的理论极值推导，就仍有调和的可能性。

从“他者间性”走向“系统关系体”的必然

探讨了从“他者间性”到“系统关系体”的转变，强调了在极值下的事实悖论和逻辑跳变。文章指出，仅预设主体作为共同体基础的方法论会导致主体中心主义的解构和挑战，而绝对他者的存在则形成对共同体的反驳。这种悖论和跳变在事实性和理论性层面均有体现，如历史经验验证共同体存在与后现代主义对共同体的否定之间的矛盾，以及超验主体发展至康德后现代主义主体崩塌的转变。文章警告要警惕“全盘接纳”和“全盘否定”的理论情绪，强调矛盾张力的重要性，并提出辩证法在矛盾中思考的作用。

巴特勒在《战争的框架》中提出了“非自愿依存体”和“系统关系体”的共同体思想，通过非语言和语言层面的分析，调和了绝对他者与共同体、差异和同一的悖论。巴特勒认为生命的脆弱和依存本质超越语言，导向他者伦理，而他者的“面孔”是激发伦理反应的直接视觉因素。文章进一步阐述了“具象他者—抽象他者—他者间性”的逻辑推论，包括具象他者的压迫状态、抽象他者的先验联系以及他者间性的隐性逻辑。

巴特勒的“他者间性”模式与福柯的权力模式相呼应，反驳了主体建构论中的时序连续性和逻辑性。他者间性模式中的惯性情感，如异质性带来的惊怖感，被巴特勒的普遍化处理所消解，从而转变为共同生存的坦然。巴特勒认为，文化、语言和叙事都是非本源的，显现出反本质主义批判思路，而生命的脆弱特质和他者先验联系是非经验的、非认知的、非语言的，是本质主义思路。共同体之所以成立，是因为非语言层面的共同脆弱和与他者的关联制约着后现代主义哲学下的绝对分离。

文章最后指出，他者间性导向的异质共在具有“不同而和”的“离散型共同体”意蕴，有助于在后现代语境中体认共同体的必然。这种思路可以打破共同体研究的主体中心论，发挥调和作用，将“唯我主义”转变为“利他主义”，并重新构想人与人、人与动物之间的关系为系统性关系。他者间性并非替代主体间性，而是从他者角度审视共同体问题，构成有限性共显和绝对性差异相结合的关系，调和同一和变化的矛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