蒙格·贝迪是喀麦隆著名作家，非洲法语文学代表人物，其反殖民书写对20世纪后半叶非洲文学产生重要影响。贝迪的“殖民地四部曲”复现殖民时期非洲社会百态，围绕文化身份与社会结构两条主轴，聚焦非洲青年成长、宗教信仰变迁和部族主义演变，剖析非洲社会转型。《残酷的城市》和《使命达成》探讨传统与现代非洲人的文化身份；《庞巴城可怜的基督》和《国王的奇迹》揭示殖民社会向阶级社会的过渡与社会组织重构。贝迪是第一个描述非洲城市、宗教与社会阶级的本土作家，其立场具有示范意义。“四部曲”的历史使命体现在勘察殖民社会矛盾、辨析社会组织结构嬗变、探寻非洲现代化未来路径。本文探讨贝迪如何阐述非洲文化身份困境、透视外力作用下的社会转型，以及对转型时期政治共同体的思考逻辑。

文化身份的困境

深入探讨了蒙格·贝迪“殖民地四部曲”中文化身份的困境。贝迪通过非洲青年在城乡空间中的“越界”与“成长”来探索个体在现代空间中的身份认同。邦达和麦达兹的经历分别代表了乡村青年对殖民城市的挑战和城市青年对乡村传统文化的疏离。他们的异化特征体现了“主体性的萎缩”，在适应现代化、追寻主体性的过程中，非洲青年获得了成长。贝迪着重描摹非洲青年的身份重塑及其与文化传统的关联。邦达和麦达兹的游历构成了考验的荆棘路，他们的转变始于成长路途中的一系列考验。贝迪对文化身份的探索指向了在殖民主义引发的文明冲突和现代化进程中，“现代性个体”会遭遇什么的问题。他呼吁文化传统与社会发展的动态关联，而非文化复归。贝迪的反殖民书写核心在于被压迫、被剥夺身份的非洲人重拾主体性的过程。他对公民身份的设想忽略了非洲普遍存在的族群问题，迫切地寄望于一种“大一统”的公民身份，陷入了激进的理想主义陷阱。贝迪证明了重塑文化身份的必要性，却无法厘清其可行性。非洲青年的“成长生态”可以理解为一种内部视角，贝迪借此观照殖民地社会矛盾的内在症结。殖民主义与部族主义在非洲社会的转型过程中形成了“里应外合”的阻碍。

西方传教的“合谋”

探讨了蒙格·贝迪在其“殖民地四部曲”中对西方传教活动的批判。贝迪通过《庞巴城可怜的基督》和《国王的奇迹》揭示了传教士与殖民官员之间的“合谋”关系，以及传教行为的虚伪性和殖民当局对非洲社会的操控。他描绘了传教士与当地人之间的功利性“供需模式”，指出传教士在推行教义时忽视了基督教教义与当地社会的融合，而当地人皈依基督教更多是出于对殖民者威胁的恐惧和对物质利益的追求。贝迪还指出，传教士与殖民者虽然手段不同，但目标一致，即要求被殖民者服从剥削、放弃抵抗。殖民政府在宗教融合问题上更加务实，但教会与殖民当局的关系难以撇清，传教士的传教行为甚至对奴役非洲人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贝迪认为，殖民统治引发了当地人信教的“因”，也造成了传教失败的“果”。在信仰冲突的表象之下，隐藏着社会组织结构对外力介入的反应。贝迪批判传教行为的出发点在于殖民当局的僭用，他并没有全盘否定外来宗教的价值理念，但指出其与当地文化存在系统性矛盾。此外，贝迪还分析了殖民当局对非洲社会的干预，包括对“非洲传统”的形塑和对本土权势阶层的“重塑”，这不仅改变了殖民地权力行使形式，也预言了新政治共同体的诞生。

新政治共同体的逻辑

《国王的奇迹》通过外来宗教与本地族群的冲突，展现了本土精英的起源。书中中学生比拓玛家境优渥，却崇尚传统价值观，拥护部族文化和父辈权威，逐渐形成了民族意识，加入了人民进步党。而他的远亲克里斯出身贫寒，对社会形势漠不关心，代表了底层民众在政治角力中的被动地位。克里斯对父权制的鄙视，反映了殖民地普通民众对殖民者钦定的“族长”即“代理人”的不满。殖民时期的人种志学通过改写非洲历史，捏造了新的族长制，体现了直接统治模式的特征。族长制的演变印证了非洲社会结构的变迁，殖民统治改变了社会组织的传统形态。曼米描述殖民地社会为金字塔式的压迫结构，顶部是殖民官员和传教士，底部是被剥削的普通民众，中间阶层包括部族社会的族群长老与宗教领袖以及在殖民体系中晋升的社会新贵。这一新兴群体具有两种社会特征：一是摆脱被殖民者身份，成为殖民社会与经济体系中的二道贩子；二是他们的后辈成为本土知识分子，即在殖民学校中接受教育的第一代知识分子。1946年法兰西宪法改革是关键节点，以联盟制取代殖民制，强化了法国本土与海外殖民地的政治关联与人员流通，引发了政治与社会层面的连锁反应。宪法改革塑造了本土知识分子群体，他们连同中间阶层，即将从殖民者手中接管权力，成为新政治共同体中的权势阶级。然而，宪法改革并没有为克里斯的求学之路带来便利，贝迪对外力主导的变革持驳斥态度。贝迪塑造比拓玛和年轻殖民官员帕梅里的友谊，透露出殖民地知识分子对外来精英主义的依赖。贝迪对非洲的政治形势具有敏锐的洞察力，预见了以西方模式为圭臬的本土精英在国家治理中的理想主义，预示了殖民时期的种族斗争为独立时期的阶级斗争埋下的草蛇灰线。贝迪的反殖民书写展现了历时性的政治思考，深入非洲社会的肌理，探寻殖民主义、部族主义、外来宗教与本土族群的角力，为针砭西方新殖民主义埋下了伏笔，也为其后期的去殖民书写奠定了思想基础。贝迪的反殖民书写具有追求非洲思想解放的意义，但不属于脸谱化的意识形态文学。他直截了当地将殖民地历经的恶铺陈在世人眼前，将殖民政府、西方教士、部族精英之间的勾连及其对被殖民者的倾轧毫无保留地进行再现。贝迪的文学观念的前瞻性及其价值已然得到印证，他对殖民时期的描绘在今时今日依然发人深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