表达了对北京外国语大学金莉教授的感谢，因其赠送《王佐良全集》使作者度过了一个充实的寒假。作者回忆了自己在复旦大学时期购买王佐良的《英国文学论文集》，并自学英文时阅读了王佐良等人选注的诗歌和散文。90年代，作者在鲁迅文学院讲授英国诗歌时，使用了王佐良编选的《英国诗选》。作者对王佐良的仰慕由来已久，但将他的全部著作并置于书架上阅读和比较，是前所未有的体验。王佐良在外国语言文学学科的五个方向都有杰出贡献，对英国文学有广泛阅读和深刻理解，其论文和文学史著述水平难以超越。他面向公众和世界，擅长为“普通读者”写作，与国外诗人和同行交流密切，是国内英语文学界的理想代表。

一

王公1985年受美中学术交流委员会邀请赴美讲学，期间访问了多所大学和专业图书馆，包括洛杉矶的亨丁顿图书馆。在亨丁顿图书馆，他遇到了英国文艺复兴时期剧本版本专家包厄斯先生，两人因共同兴趣而交谈甚欢。王公的牛津论文《约翰·韦伯斯特的文学声誉》展现了其在版本目录学方面的专业能力。文章《图书馆》作为《心智的风景线》中的一部分，描述了王公对亨丁顿图书馆的羡慕以及对更广阔世界的向往。在北京，王公曾居住在清华照澜院老房子，直到1989年才搬到新居，拥有了自己的书房。《心智的风景线》1991年出版，王公的著作中对图书馆的描述总是流露出对学问和历史的热爱。他对Folger Shakespeare Library的特别译名“福尔求”暗示了这个地方对求助者的赐福，类似于钱锺书对牛津大学图书馆的称呼“饱蠹楼”。王公全身心投入学术，其著作中对图书馆的描述总是充满喜悦。

二

王佐良少年时期与图书馆结下不解之缘，其卓越的中英文成绩得益于中学阶段的扎实训练。他毕业于武昌文华中学，这所学校是中国最早的西式中学之一，位于昙华林，拥有非凡的历史。文华书院成立于1870年，后发展为完全中学，并在1903年增设大学部。1929年，王佐良入学时，学校已更名为私立武昌文华中学。文华校园内诞生了中国最早的公共图书馆——文华公书林，由美国韦棣华女士于1910年创立，她还在1921年创办了武昌文华图书馆学专科学校，为中国现代图书馆事业培养了人才。韦棣华的努力促使美国政府将庚子赔款余款退还中国，用于文教事业，其中包括资助留学生，如王佐良和钱锺书等。王佐良在文华中学时期，深受“公书林”影响，培养了阅读英文杂志的习惯，并在英语写作上得到锻炼。他的英语作文老师，如米勒先生和简纳小姐，对他的影响深远。教会学校在民国时期口碑良好，对中国文化转型和现代化进程起了积极作用，不仅外语教学品质高，国文课程也同样优秀。王佐良对文华中学的中外老师充满感激，这些经历对他的教育家生涯和待人接物的方式产生了深远影响。

三

王公在文华中学学习中国近代史和中国文学史，受到余日章院长的影响，强调国文学习的重要性。他的中文写作能力在中学毕业时已显现，发表的游记观察细腻，言之有物，展现了大师手笔的预兆。王公在清华期间中英文写作能力进一步提升，受到俞平伯、余冠英等名师的教导。他的写作风格流畅，字字句句经过精心锤炼和细致编排，展现了臻于化境的技巧。王公在《读书》杂志发表众多文章，关心中国古代文学和现代文学，尤其是中国文学史的写作。他的诗歌表明他与冯至、卞之琳等外国文学领域专家同为现代文学创作群体中的一员。王公多年致力于英国文学史的编撰，期待中国文学史的写作再上一个台阶。他在《英国浪漫主义诗歌史》的序里批评当代中国文学史略输文采，强调文学性的重要性。王公在《文学史在古中国的先驱》和英文论文"Literary History: Chinese Beginnings"中论述得更为充分。他提议在前辈的指引下，研究学习国外的文学史家，学德桑克蒂斯的民族文学观念，学布兰岱斯的纵横欧陆的气魄，学朗松的谨严，学W. P. 卡尔的敏锐和精辟，学格里厄孙的雄迈，学圣茨贝利的爱好书如爱陈酒，学众多的苏联文学史家，学艾德蒙·威尔逊，学《美国文艺复兴》的作者麦息生，学未竟牛津文学史莎士比亚卷全功的F. P. 威尔逊。王公在各种语言文化之间自由穿行，兼容并包，不会拘泥于一种固定的范式、想象的身份。他长期治学过程中偏爱的词是契合，而不是简单化的二元对立或本质主义的、超脱于具体历史过程、标示永久差别的独特性。他的英文比较文学集《论契合》书名是Degrees of Affinity，这是一个大可品味一番的短语。王公的青少年时期，白话文学与翻译事业相互促进，体现了新鲜活泼的文学契合；他作为一位现代诗人、翻译家，对语言文字的复合性更有体会。契合的实践与当代文论中"迁徙"和"杂糅"等观念产生对话，这是王公为当下文论界设下的前沿议题。王公多次指出，英国的文艺复兴是一个翻译事业蓬勃展开的时代。他身处一个翻译事业蓬勃展开的时代。他在《译诗和写诗之间——读〈戴望舒译诗集〉》一文中举例揭示，只有诗人才能把诗译好："译诗是一种双向的交流，译者既把自己写作经验用于译诗，又从译诗中得到启发。"戴望舒动用自己的诗歌资源与波德莱尔、洛尔迦产生契合，翻译中又得到新的感兴，发生变化。王公以戴望舒为例反驳了诗不可译的断言："从文学与文学之间、文化与文化之间的互相启发、互相增益来说，得大于失。"他更多想到的是中国新诗借道翻译再造传统的必要性：更深一层看，诗的翻译对于任何民族文学、任何民族文化都有莫大的好处。不仅仅是打开了若干朝外的门窗，它能给民族文学以新的生命力，由于它能深入语言中心，用新的方式震撼它，磨炼它，使它重新灵敏、活跃起来。如果去掉翻译，每个民族的文化都将大为贫乏；整个世界也将失去光泽，宛如脱了锦袍，只剩下单调的内衣。这段文字精确到位，又富有文采，它是对20世纪我国诗人、翻译家诸多尝试的巨大意义最具说服力而又风趣的总结。这篇评论中的举证和分析举重若轻，恰到好处，王公对气氛、形象、口气、韵律和色彩的敏感性绝对不是缺乏写诗与译诗经验的研究者能够轻易获致的。这种行文的本领也见于阿诺德（Matthew Arnold）和艾略特（T. S. Eliot）。王公的著述中闪耀着很多与当下紧密关联的思想，通过不断地发掘，我们会强烈感到，与他的对话还没有充分展开。《王佐良全集》也是一个大千世界，但愿我们时时听到来自书架上的召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