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引言

澳大利亚面临严峻的气候问题，人均碳排放量在G20中排名第二，仅次于沙特阿拉伯。自1910年以来，澳大利亚平均气温上升了1.4℃，极端天气事件频发。尽管澳大利亚政府意识到气候问题的严重性，但在21世纪第二个十年里，全球温室气体排放量仍在快速增加。莫里森政府的气候变化政策受到国内经济发展、党派斗争、既得利益集团和保守主义势力的制约。2019-2020年的严重山火未能实质性改变政府的气候政策，民众参与和气候议题讨论有待提高。现有文献分析了莫里森政府气候政策的国内制约因素，但未深入探讨各因素的关联影响、政策目标与手段的不一致性，以及对政策的评估和评价。同时，莫里森政府的气候变化政策也受到国际因素，如美国政府政策变化的影响，但政策未见实质性改变。

2 莫里森政府气候变化政策的基础、目标和举措

莫里森政府在气候变化政策上面临挑战，未能有效实施减排措施。政府承诺不使用结转信用完成《巴黎协定》减排目标，但政策实施效果有限。澳大利亚气候变化政策历史上波动大，连续性弱，保守主义倾向明显。莫里森政府设定了《巴黎协定》减排目标和2050年净零排放承诺，但未以立法形式确认。政府将气候变化议题让位于经济发展，政策出台常伴随对经济、就业问题的强调。政府成员任命上，重用气候保守主义人士。具体措施包括废除《国家能源保障计划》、出台《气候解决方案》、投资35亿澳元完成2030年减排目标。政府通过逆向拍卖激励企业减排，追求不干扰经济发展的减排方式。国际层面上，政府奉行气候保守主义，不再向“绿色气候基金”注资，拒绝参加联合国气候变化峰会。政府拒绝为净零排放目标立法，专注于减排实效。政府还宣布支持天然气投资计划，确保天然气供应，促进家庭和行业以竞争价格获得天然气。

3 莫里森政府气候变化政策的制约因素

澳大利亚莫里森政府在气候变化政策上面临多重制约因素。首先，以煤炭和天然气为主的传统能源产业结构导致强大的利益集团通过游说、政治献金和媒体影响等方式干预政策制定，使得任何可能损害其利益的政策难以实施。其次，澳大利亚的选举制度和政党政治导致政策连续性差，政府更迭频繁，气候政策难以持续。总理由党派选举产生，而非直接民选，使得其更多对党派负责，而非选民。此外，执政联盟内部派系分化严重，领导人在气候政策上难以形成统一立场。最后，利益集团通过政治献金、旋转门和媒体影响等手段，推动政策向保守主义方向发展，而非积极应对气候变化。这些因素共同作用，导致莫里森政府难以制定和实施有效的气候变化政策。

4 评价与展望

莫里森政府的气候变化政策受到广泛批评，联合国等机构认为其措施无法实现《巴黎协定》目标。《2020年排放差距报告》预测澳大利亚2030年排放量将超出目标0%—15%。澳大利亚在《气候变化绩效指数报告》中排名垫底，政策被指倒退。莫里森政府对气候变化的消极态度导致其在国际会议上被边缘化。尽管拜登政府对气候变化持积极态度，但澳大利亚的气候政策短期内难以有显著改善。澳大利亚依赖传统能源结构，保守主义利益集团的反对使得气候政策难以推进。后疫情时代民众对气候变化的关注、国际合作以及政党更迭将是影响澳大利亚气候政策的关键因素。